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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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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贵州旅游

http://www.21pw.com   更新时间:2013/3/18 17:12:46

解读贵州地理

  提到贵州的地形,民间流传最广的就是“地无三里平”。的确,贵州是著名的“山地王国”,中国众多的成语之中贵州人最熟悉的一句恐怕就是“开门见山”了。按照研究者的统计,贵州全省土地面积17.6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8%。然而山地要占去贵州全省总面积的87%,如果再加上10%的丘陵,总共就占了97%o剩下3%的平地,多是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地,古籍上一般称“溪峒”,当地人称它为“坝子”。1935年2月26日,红军击败贵州军阀部队抢占位于黔北重镇遵义的娄山关,取得了自渡过湘江之后的第一次大胜利,豪情万丈的诗人毛泽东挥毫写下一阕脍炙人口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毛泽东不愧为天才的诗人,一句“苍山如海”真正勾勒出了贵州地形的魂魄。

三级阶梯五条山脉

在距今大约两亿年以前,今天贵州的所在还是一片汪洋大海。自远古时代的“武陵旋回”到新生代的“喜马拉雅旋回”,贵州境内的地壳经历了多达18次的升降运动和3次褶皱运动。新生代渐新世以后,印度次大陆和亚洲大陆发生碰撞,从而引起了燕山一喜马拉雅山运动。贵州受东西两个方向的挤压作用,从低矮的湖盆上升为高原,并形成了“背斜成山,向斜成谷”的地貌形态。大自然数亿年间的鬼斧神工,最终使得贵州从远古的沧海变为今天多山的高原。和中国的总体地势一样,贵州高原的地势也是西高东低,分为三级阶梯:黔西北赫章、威宁一带海拔在2000~2400米;黔中贵阳安顺一带,海拔降到了1000~1400米而到了黔东的镇远、玉屏一带,海拔只有500~800米。贵州高原习惯上被看做云贵高原的东半部,实际上是我国由第二阶梯的高原山地向东部第三阶梯丘陵平原过渡的地带。它耸立在四川盆地与广西丘陵之间,仿佛一堵高墙将四川和广西分隔开来,成为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贵州高原上的山总体上可归为五大山脉:北部是大娄山,东部是武陵山,西部是乌蒙山,西南部是老王山,横亘在中部的则是苗岭。五条山脉如五条巨龙般绵延横亘在贵州全境,峰峦叠嶂,崇山峻岭,构成了贵州地形的基本骨架。因为莽莽群山的阻隔,在人们的印象之中,贵州似乎是偏处西南的一片“不毛之地”,除了“蛮烟瘴雨”之外,似乎别无一物。其实这完全是误解。唯贵州的群山之中,蕴藏着许多的奇珍异宝,坐落着不少历史名城,生活着众多勤劳淳朴的山民,因为历史上外地人甚少涉足贵州,它们大多都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现在,就让我们在这纸面上“跋山涉水”一番,去揭开那黔中大地上的神秘面纱,探一探贵州的真面目。

提起贵州,就不得不说国酒茅台。不少人都品尝过茅台酒的美味醇香,但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造就这醇香的一大秘密就是贵州的山水。正宗的茅台酒产自遵义仁怀市的茅台村。该村地处赤水河谷,依山傍水,地理环境得天独厚。河谷的土壤为紫色砂页岩,有利于水源的渗透过滤和溶解岩层中的有益成分,因而酿酒的水质特别优良。另外,赤水河这一地段的水质,无色透明、微甜爽口、酸碱适度,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元素。再加上茅台村的气候冬暖夏凉,雨量适中,具有特殊的发酵、酿制和窖藏条件,酿造出来的茅台酒才具有“酱香突出,幽雅细腻,酒体醇厚,回味悠长,空杯留香”的独特风格。曾经有人主张把茅台酒厂搬迁到交通便利的地方进行异地生产,结果却令人失望。因为脱离了赤水河谷水源、温度、湿度、风向等构成的特殊自然条件,茅台酒的醇香不再。

两座历史名城

算得上贵州文化名片的,除了大名鼎鼎的国酒茅台,还不能不提两座历史文化名城——遵义和镇远。贵州也有历史文化名城?对,不仅有,而且列入早。遵义市和镇远县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先后成为了第一批和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遵义古称播州,“遵义”之名,始于唐贞观十六年(642),取义于《尚书》“无偏无颇,遵王之义”。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遵义开始成为地方行政中枢。遵义原为四川所辖,清雍正五年(1727)改属贵州,置遵义府,1997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遵义市。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遵义,并于同年1月在此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是有了中国近代史上有着转折性意义的遵义会议。今天,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临贵阳,西与四川接壤,北靠我国最大的直辖市重庆,是大西南通江达海的黄金通道,国家规划的长江中上游综合开发和黔中产业带建设的重要区域。遵义还盛产美酒,以国酒茅台酒为代表,包括董酒、习酒、珍酒以及习水大曲、鸭溪窖酒在内的一大批名优酒饮誉海内外,使遵义赢得了“中国酒文化名城”的美称。

镇远,乍听之下仿佛隐隐蕴涵着金戈铁马的战争之声。其实它只是坐落于贵州东部,湘黔交界的湃阳河畔的一个古老而又秀丽的小城,犹如待字闺中的女孩儿藏身于四周挺峻高山环绕的屏障之中。湃水呈“S"形穿过这座近7平方公里的古城。北岸为府城,南岸为卫城。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在此设县后,历代王朝先后在这里设置县、州、府、道。从元代至1949年的700多年间这里一直为州府所在地。镇远道曾辖黔东27县。20世纪50年代初,这里为镇远专署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镇远水路通达,地理位置险要,被誉为“湘黔锁钥,滇楚咽喉”,是中原连接南方的重要交通要道,因而成为古代中央集权向南方扩疆施政的军事边塞大本营。镇远水、陆交通两畅,又有屯兵保障,逐步形成大商埠和物资集散地。自从徽州、湖南等中原文化渗透进来后,盐船争流,商贾如云,历史上形成的八大会馆、十二戏楼,吸引了逐利而居的商人,由军事重镇演变为商业都市。清代鼎盛时期河两岸居民房达3600多幢,7000多户,35万人。当时的镇远一度成为黔东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交通中心。而如今湘黔铁路和公路的修建,水路交通的衰亡,使得镇远失去了往昔的繁华喧嚣,脱胎成一位安心于倾听湃水默默流过的娴静女子。水若是她的绿腰带,那么城东隅中和山麓的青龙洞古建筑群就是她头上的碧玉钗。这处极有特色的贴崖建筑园林,构造清雅别致,宛如一座依山傍水的大型浮雕。古代为东南亚晋京使臣拜佛传教和僧人道家云游憩息之处。其间佛、儒、道三家和谐共处一山,形成奇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傍晚登临到最高处,俯身鸟瞰,整座镇远小城尽收眼底。渔舟唱晚,炊烟袅袅,一派人间仙境。设若你看厌了自然的山山水水,镇远古城也不会令你失望。这里如今仍完整地保存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和府城大码头、禹门码头、天后宫码头等大批的民居 院落、巷道、码头等古建筑,细心游览者当可从中探寻出那段曾经车来舟往、商旅不绝的繁盛历史。

不是自治区的自治区

贵州有苗、侗、布依、土家、仡佬、毛南、水、白、瑶等49个少数民族,约占全省人口的35%,被称做“不是自治区的自治区”。全国近半数的苗族、过半数的侗族和几乎全部的布依族、仡佬族都分布在贵州境内。贵州三都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水族自治县。贵州的少数民族遍布全省,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中,贵州省先后建立了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454个民族乡。

到贵州旅游,不可不去少数民族聚居的三个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建立于1956年,州府驻凯里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建立于1956年,州府驻都匀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建立于1982年,州府驻兴义市。贵州的少数民族热情好客,毹歌善舞,前往侗寨苗乡一游,不但司观赏到秀丽奇绝的绿色山水,还可饱览浓郁的民族风情,实在是一举两得。

俗语讲,说三就要道四。贵州的四个生态博物馆,现今也成了吸引中外游客的一大亮点。随着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环境科学和生态理念渐渐受到世人的重视,这也影响着国际博物馆界改革的思维0 1971年国际博协大会提出了“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并迅速形成了实践运动。生态博物馆观念,是基于对传统博物馆将文化遗产搬移到一个特定的博物馆建筑中,使这些文化遗产远离了它们的所有者和所处的环境,把原生性的活的文化变成了

“僵死的记录”这一弊端的认识而建立的。生态博物馆的基本观点就是:文化遗产应原状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及环境之中。在生态博物馆中,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建筑、可移动实物、传统风俗等一系列文化因素均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从1997年到2004年,我国和挪威合作,在贵州省的六枝梭嘎黎平堂安、锦屏隆里、花溪镇山四个古老的民族村寨建立了生态博物馆,形成了具有独特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的生态博物馆群。

一块四方共处的福地

展开中国地图,在雄鸡的腹部有一块北倚四川、重庆,南濒广西,东临湖南,西接云南的地方,这便是贵州了。从整个西南地区的地形来看,贵州位居中央,多条江河从西到东贯穿全省,是湖南、两广的商旅西上云南、四川贩运物资,以及滇川等地货物东下到两广出海的必经之地。因此,贵州各地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较大,东西南北四部分的区域差异相当明显,分别受到楚文化、粤文化、滇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响。仅以铜仁地区来说,西边的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位于乌江边上,跟重庆的酉阳接壤,因而从语言到生活习俗受到巴蜀文化的深刻影响,7、8月的大热天当地人还热衷于吃火锅。而东头的玉屏侗族自治县坐落在儛水之滨,与湖南的怀化地区相邻,因此言语风俗多近湘西。所以,贵州的文化中既含有巴蜀、湖湘、滇云和两广文化的因素,又不被上述任何一个文化圈所覆盖。贵州的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相互渗透,共生共荣,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独特文化。

巍峨的苗岭、磅礴的乌蒙山、险峻的大娄山、雄奇的武陵山构成了一片山的海洋,就在这片“海洋”的深处有着中国乃至世界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分布面积最大、发育最充分、类型最齐全的高原山区,面积达1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3%,95%的县市有喀斯特分布,可谓喀斯特王国。喀斯特是一种自然现象,包括水对碳酸岩溶蚀的地球化学过程和形成的地貌形态。喀斯特环境不合理开发则将导致石漠化,因此国际上将喀斯特环境列为脆弱的生态环境。然而,今天的贵州,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34.9%,有效地阻止了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生态环境在国内居于前列。在如此的自然条件下,丰富多彩的喀斯特地貌,如峰林、峰丛、峡谷、溶洞、竖井、天坑、盲谷、伏流、瀑布、石林等自然景观,成为丰富的旅游资源。在贵州这片神奇的喀斯特王国之上,如今已经建立起兴义、关岭化石群、织金洞、绥阳双河洞、六盘水乌蒙山和都匀平塘等6个国家地质公园。在这些地质公园中,你不仅能够欣赏到大自然令人惊叹的鬼斧神工,而且能够近距离接触到中生代三叠纪时期繁盛于贵州的贵州龙、鱼龙等爬行动物和海百合、菊石、鹦鹉螺等古动植物化石组成的古生物化石群。

贵州因为大山的隔阻,环境相对封闭,加之湿度大、降雨多、温度适中,非常适合动植物的生存繁衍。特殊的生态环境,使得许多珍稀的动植物得以幸存下来。贵州有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67种,占全国总数的18.93%;有珍稀动物60种,约占全国动物保护总数的27.9%。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物种,在贵州陆续建立了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铜仁梵净山、荔波茂兰、威宁草海、赤水桫椤原始森林、习水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雷公山、麻阳河和绥阳宽阔水。在2007年6月27日新西兰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贵州荔波茂兰和云南石林、重庆武隆一起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的诗句仍然是现代城市人的理想。你厌倦了整日灰蒙蒙的天空,劈面压来的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么?何不背上行囊往贵州走一遭?

解读贵州历史

 

因为大山的阻隔,让人们对黔地有着太深的误解。夜郎的记述,但还是留下太多的空白。近代的考古发现重峦叠嶂的贵州并非”不毛之地”

贵州,藏身于云贵高原的莽莽群山之中。山高路远,人迹罕至,终年的“蛮烟瘴雨”更是给贵州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因此,人们在华夏源远流长、汗牛充栋的史籍之中也难觅见其踪影。近代史学家们费尽了力气爬梳史书,也只翻检出有关祥舸、夜郎寥寥数条的记载。如此一来,仿佛更印证了诸葛亮出征南中(包括今黔西南、赫章、威宁等地)时在《出师表》中“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说法。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证明,贵州也是人类远古文明的摇篮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贵州繁衍生息,并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为贵州书写了灿烂的史前文明。

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

在贵州黔西县城南约30公里的沙井乡井山村一片封闭洼地的小山坡上,有一个长约90米的天然溶洞,当地人称作观音洞。1964年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贵州省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察小组,对观音洞进行了初步调查和试掘。1973年至1974年,著名考古专家裴文中亲临现场主持发掘,共出土了包括石核、.石片、石器三大类4000多件石制品和23种属于“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哺乳动物化石。因其石器加工特殊,文化独具面貌,被命名为“观音洞文化”。属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 8万—24万年。

观音洞不仅展示了贵州远古时期的开发情景,而且是我国南方最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裴文中先生认为,这是“我国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之一”,它的文化面貌独特,“对于研究我国旧石器的起源和发展,研究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活动,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白寿彝先生在其担任总编的《中国通史》中,对观音洞文化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在我国南方,属于更新世中期的遗址,首推贵州黔西观音洞”。观音洞石器“加工之细致和方法之多样,为同期各地石器之冠”。专家们经过大量比较,认为黔西观音洞文化不但是“与欧洲大陆的旧石器文化不相同的一种新文化系统?,而且“与中国已知的‘北京猿人’文化也很少有相同之处”。{中国通史}在比较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之后,认为山西的西侯度和匾河文化、北京周口店文化、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观音洞以其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引起了世人的瞩目。2001年6月25日,国务院正式公布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观音洞文化拉开了古人类在贵州繁衍生息的序幕。从此之后,贵州陆续发掘出古人类、古文化遗址将近百处,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各个阶段,在全国占有重要一席。旧石器时代中期有“桐梓人”和“水城人”,晚期有猫猫洞遗址的“兴义人”。新石器时代则有威宁中河、平坝飞虎山等多处遗址。1993年盘县大洞遗址的发现,被列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在国内外罕见的面积约8000平方米的巨大遗址中,仅初步发掘就出土了2枚人齿化石、1000多件石制品和40余种动物化石,震惊国际考古界。

贵州山多崖壁多,为人类的崖壁作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目前已发现六枝桃花洞岩画、兴义猫猫洞、开阳“画马崖”等数十处。贵州岩画描绘马最多,简练生动,反映了初民们热闹的狩猎和神秘的祭祀场面。

远古的长征

我国南方的民族,大都源于古代的四大族系,即氐羌、百越、苗瑶和濮人。如今操藏缅语的藏族、羌族、彝族、土家族等,均出自氐羌族系。操壮侗语的民族,如壮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均出自百越族系。操苗瑶语的苗族、瑶族和畲族,皆属苗瑶族系。而仡佬、羿子、拉基等族则是濮人的后裔,讲仡基语。贵州是四大族系交会之地。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夷人东进、“五溪蛮”西迁、“百越”北上,自云南、湖南、两广等地迁入贵州,开始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形成了新的少数民族部落和民族文化。

濮人是我国古代人数众多、支系纷繁的强大族群,号称“百濮”。最早分布在东起今湘、鄂、川、黔交界地区,西至今滇、黔、川、桂交界地带的辽阔地区。建立了夜郎、且兰、句町、邛都、滇、焚等数十个地方民族政权。春秋时期楚国强盛,多次向濮人发动征战。濮人实力急剧衰落,多个部落被灭,剩下的少数被迫迁徙到今湘西、贵州东北部一带。到了汉武帝时期,且兰、夜郎被灭,其余濮人政权均被纳入中央王朝的郡县体制之下。王莽当权之后,又对句町等地发动了长达数年的征讨,濮人又一次受到沉重打击。与此同时,从秦代开始,其他少数部族不断地大量迁入贵州,濮人遂渐渐地泯然于众族之中。

周、秦时期,中原统治者把江汉以西一带各族统称为“荆蛮”或“南蛮”,苗瑶的先民是“南蛮”中的重要一支。“三苗”原居中原,其首领蚩尤被黄帝打败之后,退到长江以南。《史记·吴起传》载:“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约分布在今湖南、湖北、江西一带。此后,苗瑶的先人不断西迁,进入湘西和贵州大部分地区定居,被统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

文献中以“苗”作为苗族的正式称谓源于宋代。南宋绍熙五年(1194)大学者朱熹出任湖南路安抚史兼知潭州(治所在今长沙),他记录当时的“五溪蛮”包括僚、仡、伶和苗四族。苗族是其中“最轻捷者”,并说“近年……边患多处于苗”。

彝族是氐羌的一支,历史悠久,曾经出现过三十三代母系政权。商、周以来,主要分布在甘肃陕西等地。据《史记·西南夷传》记载,秦汉时期彝族的不少部落还处于“随畜迂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游动状态。据彝文典籍《安氏世纪》和《西南彝志·六祖起源》的记载,其始祖为希母遮,传至笃幕俄时迁至泸阴之山,即今滇东北一带。其后子孙繁衍,分为六支。其中布、默和恒三支东迁入贵州,与濮人错杂而居。

贵州境内的布依族,则与古代“百越”有着密切的联系。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进兵岭南“取百粤之地”,在今两广地区“置南海、桂林、象郡”,将越人之地纳入秦的统治。在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争霸时期,百越各部纷纷自立。其中“骆越”的一部分布在今桂西北和黔西南红水河一带,即今日贵州布依族的先祖。

神秘的古夜郎国

“夜郎自大”是妇孺皆知的成语,常用来形容人见识浅薄、骄傲自满。《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日:‘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追本溯源,自大的心态,应当归到滇的头上,可怎么后来就成了夜郎的专属呢?原来,“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加上成语多用四字,“夜郎自大”念起来也顺口,夜郎就当了两千多年的冤大头。其实夜郎国君并非妄自尊大向汉王朝叫板。夜郎是僻处大山的方国,偶有山外客来,急于打听山外世界,实为人之常情。甚至我们不妨大胆推测“汉孰与我大”的疑问,未尝不是透出了夜郎王在群山封闭中急于想了解外面世界的热望。因为后来在公元前111年,夜郎派兵协同汉军征伐南越反叛,遣使入朝,汉王朝授予夜郎王金印。

夜郎国灭于西汉末期,汉成帝河平年间,夜郎与南方小国发生争斗,不服从朝廷调解。汉廷新上任的群舸郡守陈立深入夜郎腹地,斩杀了名叫兴的夜郎末代国王,并平定了其臣属及附属部落的叛乱。从此后,夜郎作为一个独立的王国不再见于史籍。

夜郎国存在了约300多年,其文明发展在西南地区具有较大影响。汉开发西南夷,在巩固国家统一的大战略中,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夜郎国的具体位置,史籍记载都很简略,只说:“夜郎者临群舸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群舸江是汉代以前的水名,今人根据其向西南通抵南越国都邑番禺(今广州)的记载,考订为贵州的北盘江。多数专家认为,夜郎国的地域,主要包括今贵州的大部分地区,可能还包括滇东北、川南和桂西北的部分地区。

斗转星移,曾经背着自大无知臭名声的夜郎在旅游文化开发中竟然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香饽饽。近年来贵州数县市及湖南有关县市曾争相更名为夜郎,并都言之凿凿。莫非历史上有好几个夜郎?历史还真是如此。诗仙李白因永王李磷谋逆案牵连下狱而遭流放,其笔下多次提及夜郎:

“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还。(《流夜郎赠辛判官》)

“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江夏赠韦南陵冰》)

    李白所说夜郎,为唐玄宗天宝年间在今贵州桐梓一带所设的夜郎郡。此前晋朝也曾在贵州设置过夜郎郡,地点大约在今贵州北盘江上游。历史上用夜郎做县名更出现过多次,上述前后两个夜郎郡的首邑都叫夜郎县。此外,唐初在今贵州石阡一带曾设置过夜郎县。不久在今湖南新晃一带又设置过夜郎县。宋代也短时间在湖南新晃设置过夜郎县,这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叫夜郎的县名。但这些名称跟古夜郎国及其文明却是两回事。

仅仅从汉籍的零星记载远不足以, 梳理清楚夜郎国的历史,近年来彝族文献《夜郎史传》和《彝族源流》的翻译,以及考古出土的大量文物渐渐描绘出一幅清晰的古夜郎文化图,有力地证明了贵州就是古夜郎国的故地。特别是2001年贵州赫章可乐墓葬群发掘出500多件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陪葬物,墓葬年代涵盖战国至西汉时期。赫章可乐墓葬遗址因此被考古界誉为“夜郎青铜文化的殷墟”,并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贵州”名称的由来

北宋时期,因北方边患不绝,统治者始终抱定“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的政策,对西南少数民族严加防范,唯恐再生事端,多采取羁糜政策,以求相安无事。少数部族首领只要纳土归附,即给予高官厚禄,重加赏赐。

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彝族默部首领普贵以其所领矩州(今贵阳及邻近地区)要求内附中央政权。要求“内附”,就是承认、接受中央王朝的统治,对维护祖国的统一,促进西南少数民族与内地的交往,加强贵州的经济文化发展均有着积极的意义。因土语“矩”(普通话读作巨)与“贵”同音,故朝廷顺其所语,宋太祖在《敕普贵书》中称:“予以义正邦,华夏蛮貊,罔不率服。惟尔贵州,远在要荒……尔若挈土来廷,爵禄、土地、人民,世守如旧。故兹制旨,想宜知悉”。“贵州”名称见于历史文献,以此为始。

贵州建省和朱元璋的治黔术

明代之前,今天的贵州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区。元代贵州分属湖广、四川、云南三个行省。朱元璋平定云南之后,深知贵州扼西南要冲,是沟通四川、云南和湖广的咽喉。贵州不稳定,必然会殃及整个西南地区。为了确保云南边防的巩固和西南政局的稳定,朱元璋特别重视贵州的治理。首先归并、改置了元代贵州境内的大小三百余处土司,设立贵州、播州、思州和思南四大宣慰司。明洪武十五年(1382),在贵阳设立贵州都指挥使司,统领贵州军务。明洪武十七年(1384)彝族水西土司霭翠死后,其妻奢香继任贵州宣慰使一职。其时都督马烨驻守贵州,“欲尽灭诸罗,代以流官,故以事挞香,激为兵端”。奢香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赴京告状。同时向朱元璋表示:“贵州东北闻道可入蜀,梗塞久矣,愿为陛下刊山驿传,以通往来。”(《贵州通志·前事志》八)朱元璋为稳定西南局势召马烨回京问罪(一说斩杀马烨)。奢香回到贵州以后,组织人力“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诸境,立龙场九驿。”(《明史·土司传》)龙场九驿的修筑使得川、黔、滇、湘四省的交通更加便利,为密切贵州各族人民与中原的联系,推动贵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奢香被誉为“彝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她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贵州发展的事迹永远铭记在贵州人民的心中。

明永乐十一年(1413),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州宣慰使田琛发生战争,明成祖以解决二田之争为借口,命顾成率兵讨伐。废除这两个宣慰司,分其地为八州四府,并设立贵州布政使司。至此,贵州成为明朝在全国的十三个布政使司之一,正式成为行政上的省级机构。

用现在的语言来说,贵州是先有“省军区”,后有“省政府”,足见贵州在明代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正因为此,明初以来就在贵州遍立卫所,实行屯田,驻兵多达20万人,约占了当时全国兵力的十分之一。这些迁来的军人居住在驿道沿线的屯堡之中,“三分戍守,七分屯种’’,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生活空间和文化语言“飞地”。他们的后人在周围少数民族的包围中坚守着自身的生活习俗,历经六百年的风风雨雨也未曾改变。直到今天,安顺、平坝一带屯堡人的语音、服饰、民居建筑以及娱乐方式依然沿袭着明代的文化习俗,演绎着一幕幕明代历史画卷,被专家赞为研究汉族文化的“活化石”。

明代军事卫所的设置和“移民实边”的屯田制度,使得贵州“夷多汉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移民开垦了大量耕田,带来了中原和江南先进的生产技术,极大地推动了贵州的经济发展。移民军户均来自文化发达地区,入黔之后兴办儒学,使其子弟能读书习礼。卫学在贵州的官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对贵州教育影响深远。

龙场悟道与黔中王学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明正德三年(1508),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刘瑾而贬谪贵州龙场驿。龙场驿位于今贵阳市西北80里许的修文县城区。据《贵州通志·建置志》记载,明代在这里设“驿丞一员,吏一名,马二十三匹,铺陈二十三副”,专为传送公文的差役和来往官吏小住、换马等提供方便。该驿地处万山丛棘之中,四境荒凉,人烟稀少。王阳明由繁华的京城,陡然降落到偏僻、荒芜的龙场驿,举目无亲,衣食无着,心境自然孤独、苦闷。

在此险恶的环境之中,王阳明并未一味消沉下去,而是苦练心性,力图发挥“心”来求得自我解救。天长日久,他感觉胸中洒洒,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一日,“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这就是后人盛称的“龙场悟道”。从此王阳明跳出了程朱理学“以经解经”的窠臼,开始发明“心即理”的心学命题,为其“知行合一”说的创立准备了理论基础。龙场悟道是王阳明一生学术的大转折,是他由否定程朱理学而飞跃到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之关键,为他大步迈进明代新儒学的巍巍殿堂开辟了道路。

其后,王阳明创办了龙冈书院,聚徒讲学,在那里传习了第一批王学弟子,在他的《镇远旅邸书札》中提到陈宗鲁、汤伯元等16人。后来他又应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请,主讲贵阳文明书院。王阳明在贵州虽只有短短三年,却开启了贵州自由讲学之风,为贵州的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龙场悟道、贵阳传道,王学也从此广播天下,成为风靡至今的一大学派。

改土归流:

清代加强对贵州的控制

自元代起中央政府即在贵州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土司长官,允许其世袭。但他们必须忠于朝廷,按时向朝廷交纳贡赋,这就是土司制度。明永乐年间,思州、思南两个宣慰司叛乱,明廷借机派兵平定叛乱以后,改设贵州布政使司,从此贵州成为省一级行政单位。这种取消土司衙门,改由朝廷派遣流官直接统治的变革,称为“改土归流”。明朝的改土归流十分有限,西南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实行土司制度。清代平定“三藩之乱”后,考虑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改土归流。他在《改土归流疏》中说:“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想要从根本上改变土流分治的状况,把西南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清廷随即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地,大量委派流官代替土司。

      西南地区情况复杂,因此改土归流的方案也有不同。在贵州,清廷除了削弱废除土司势力以外,主要是以武力“剿抚苗蛮”,打通“苗疆”,把那些既不受官府管辖,又不受土司约束的“化外之地”纳入流官统治。清廷对“苗疆”的“开辟”,自始至终采取了以武力“进剿”为主,“先剿后抚”的方针,给贵州各族同胞带来了血腥的灾难。但从历史长远的眼光来看,改土归流打击了土司割据势力和特权,消除了长期以来土司间的相互仇杀,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归流后采取了一系列开发贵州的善后措施,如建筑城池、开发交通、广设学校、实行科举等,在客观上加快了贵州传统封闭社会的瓦解,促进了贵州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

也正因为如此,清代的贵州,文教振兴,人才辈出。在清代晚期涌现出了一批名震华夏、驰誉海外的人物,包括在山东巡抚任上智杀权监安德海的丁宝桢(织金人),著名经学家和文字学家郑珍(遵义人),著名诗人、书法家和版本目录学家莫友芝(独山人),历任清政府驻英、法、德、西班牙四国参赞,著有《西洋杂志》一书的著名外交家、散文家黎庶昌(遵义人),在维新变法期间出任礼部尚书、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梁启超,并提出<请推广学校折》的李端蕖(贵阳人),创办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并先后担任校长的著名书画家姚茫父(贵阳人)和邱石冥(石阡人)。

红军长征在贵州

著名作家魏巍写过一部纪念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他为自己的小说取了一个漂亮的名字:《地球上的红飘带》。如果将长征比喻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话,这条飘带最诱人的皱褶在哪里?答案毋庸置疑当属贵州。在这段最诱人的皱褶里,从黎平到遵义,从遵义到赤水河畔的茅台,红军一路行来,每一转,局势为之一变;每一折,前景为之一新。

1934年11月,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西进贵州。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付出了空前惨痛的代价,由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然而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的巨大困难并没有把英勇的红军吓倒。在黎平这个湘黔边界的贵州小城,1934年12月1 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黎平会议否定了原定行军计划,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远离敌方重兵屯集的湘西,进军川黔边界,避免了红军全军覆没。紧接黎平会议,1935年元旦前夕,红军顺利占领猴场这一黔东重镇。到达猴场的当天深夜,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中明确提出,下一步的立足点是“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猴场会议通过的这一决定,既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又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中央红军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区域迅速出击,攻克九县,突破天险乌江,占领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核心。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引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三占遵义,娄山关战役和遵义战役取得长征以来两次大捷;士气空前高涨的红军又直逼贵阳,巧渡北盘江,威胁昆明,在金沙江畔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终于奠定胜局。可以说,遵义会议在政治上挽救了党和红军,而四渡赤水作战,则在军事上挽救和保存了党及红军的核心骨干力量。

红军长征时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中央红军从1934年12月转兵贵州,到1935年4月底离开贵州,活动时间4个多月,占中央红军长征时间的三分之一;红二、红六军团于1936年1月至4月在贵州转战,活动时间3个多月,占红二方面军长征时间的四分之一强。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转战,革命足迹遍及50多个县,占目前全省88个市县区的70%o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先后有1万多名青年参加红军,红军和贵州各族人民结下了生死与共、鱼水相依的情谊。

贵州壮丽的山川、奔腾的大江也激发了极具诗人气质和才华的毛泽东的创作灵感,在《忆秦娥.娄山关》和《七律.长征》中他记录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伟大远征,并给后人留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和“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这样豪情万丈、脍炙人口的名句。

陪都的屏障:抗战时期的贵州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因抗战需要迁都重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之西移,贵州成为陪都的屏障和抗日战争的后防,地理战略位置变得十分重要。在很多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主题的网站上都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照片:长长的美军大卡车队,沿着一条呈现无数“S”状的狭陡公路,从幽深的谷底向着险峻荒凉的山顶缓慢爬行。细细一数,这“S’’恰好有24道弯拐。这幅由美军随军记者拍摄于1943年的照片,以其险峻奇特的构图,成为国内外媒体宣传中美盟军团结抗战的象征,一经发表就轰动世界。当时的人们通常把从印度利多经缅甸密支那、昆明、贵阳至重庆的公路称作“史迪威公路”(又称滇缅公路)。所以,数十年来,二十四道拐一直被认为在从缅甸到云南的某个路段。然而,2002年云南著名的“二战”史学者戈叔亚经过近8年的实地考察确认照片上的二十四道拐就在今天的贵州省晴隆县。

二十四道拐盘山公路始建于1927年。1936年,二十四道拐由工兵部队改建竣工。抗战爆发后,因地处战略要塞,该公路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运送美国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1941年,日军攻占缅甸,截断了滇缅公路,美军陆军中将史迪威于次年3月奉命来到中国,直接参与指挥盟军援华对日作战。1943年秋,援华美军司令部为了适应每月运输15000吨战争物资的需要,特派援华美军1880工兵营工程技术部队驻晴隆沙子岭维修改建了二十四道拐路段。此次改造主要是将路基拓宽加固,并取消了过于坡陡弯急的几道弯拐,将原来的24拐改为21拐。经过改造后的晴隆二十四道拐,极大地提高了公路的质量和运输能力,无数援华物资从此通过,险峻的山峰默默地见证了中美两国人民对日作战的艰辛。1988年晴隆县将二十四道拐定为文物遗址加以全面保护。在抗战胜利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当地人民一直在极力地保养着这条路。如今,二十四道拐已经成为自驾车爱好者游览贵州西部时的必经之地。

受日寇侵扰,1937年11月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毅然举校西迂,历经赣、湘、粤、桂、黔五省,行程2600多公里,于1940年2月来到遵义和湄潭办学。抗战时期,从沿海迂往内地的大学相当多,但像浙江大学这样在长达两年多的搬迂过程中,虽然历经磨难,但始终处变不惊,把战时当作平时,做到教学活动持续不断,图书仪器没有重大损失的学校却不多。因此,浙大的这次搬迂被海内誉为“文军西征”,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册中西迁办学的典范。西迁途中,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处处以身作则,忍受着失子丧妻的巨大悲痛,与全校师生同甘共苦,为保全和发展浙江大学作出了巨大贡献。正直善良才华横溢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

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与国家民族生死与共,在艰难困苦中坚韧不拔、力图发展的气节于竺可桢身上可窥一斑。除江大学之外,当时迁入贵州的还有国立唐山工学院、大夏大学、湘雅学院、陆军大学和广西师院等数所高校。一时贵州群贤毕至,在贵州授课的正副教授共达328人,其中不乏竺可桢、苏步青、钱穆、贝时璋、茅以升等知名学者。内迁的高校在艰苦的教学环境中坚持办学,培养出了大量人才(仅浙江大学在贵州期间就有1700多名毕业生),其中有许多后来成了著名的专家学者,如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

解读贵州大事记

约24万一1 8万年前:贵州就有人类居住、活动。1973年考古发掘的贵州黔西县“观音洞文化’’是我国南方最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

春秋中晚期至战冒:贵州出现了铁器。其闻出现了群舸、夜郎、且兰等“部落方国”。

前277年:秦昭襄王于今川、鄂、湘、黔边境地区置黔中郡,这是贵州有行政建置之始,“黔’’之简称亦由此而得。

前135年:汉武帝拜唐蒙为郎中将通夜郎。唐蒙自爽道入夜郎,会夜郎侯多同,借夜郎精兵浮船群舸江以控制南越。夜郎、且兰及旁小邑皆归附于汉。夜郎地区纳入汉王朝统一的行政建制。

前111年:汉武帝平南夷,设群舸郡。夜郎侯入朝,受封为夜郎王。汉廷采取“募豪民田南夷”的措施,将“三蜀大姓”移入贵州。

前28~前25年:汉群舸太守陈立斩夜郎王兴等,历时近300年的夜郎国灭亡。

225年:蜀相诸葛亮领兵南征,“南中”平定后,设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掸舸二郡地置兴古郡,其中六县在今贵州境内。

639年:唐太宗根据山川形势,分全国为十道,今贵州大部属江南道。

757年:“诗仙”李白因受“永王谋逆”案牵连,遭唐肃宗流放夜郎郡(今桐梓县)。其间李白留下大量有关夜郎的优美诗句,如“我把愁心寄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和“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等。

974年:彝族首领普贵纳土内附,因赐王爵以镇一方。因土语“矩”与“贵”同音,朝廷顺其所语,宋太祖《敕普贵书》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之句,是为“贵州”名称见于文献之始。

1382年:明王朝统一贵州全境。朱元璋为确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设贵州都指挥使司(在今贵阳市都司路),与贵州宣慰司同城,隶于右军都督府。

1413年:明王朝建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自此贵州始为一省,成为全国十三布政使司之一。

1425年:贵州始行科举,有愿应试者到湖广就试。

1508~1510年: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刘瑾而贬谪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龙场驿艰苦的环境激发了王阳明的心智,“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跳出了程朱理学“以经解经”的窠臼,开始发明“心即理”的心学命题,为其“知行合一”说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1600年:明廷平定播州(当时属四川,今贵州遵义)土司杨应龙叛乱,结束杨氏统治,实行了贵州首次改土归流,扩大了贵州版图。史称“平播之役”。

1652年:大西军接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至南隆所,改名安龙府(今安龙县)。

1680年:清军击败吴三桂叛军,进入贵州,直抵省城贵阳,并逐次收复叛军占领的各府、州地。

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派兵征广顺长寨奏请改土归流,拉开了贵州境内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序幕。

1846年:清政府撤销外国人来华传教禁令,罗马教皇规定贵州为独立教区,从此外国传教士以公开身份进入贵州传教。

1863年:大盐商华桎坞创办贵州茅台“成义”酒厂。

1890年:青溪铁厂正式开工生产,是为贵州开办的最大的近代企业。

1902年:贵山书院改为贵州大学堂,是年贵州始办邮政。

1907年:著名乡绅周素园创办《黔报》,是为贵州近代办报之始。

1911年11月4日:贵州响应武昌起义,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清朝在贵州的统治结束。

1916年1月27日:贵州响应反袁护国运动,宣布独立。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进入贵州,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

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9年:受日军入侵所迫,多所高校内迁入黔。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迂到平越(今福泉市),浙江大学迁往遵义和湄潭,大夏大学等高校迁到贵阳。

1944年11月:日本侵略者自广西分三路侵入贵州独山、荔波、三都、丹寨等县,黔南各族人民奋起抵抗,史称“黔南事变”。

1949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在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率领下进入贵阳,贵阳解放。同年12月,贵州全省解放。12月26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解读贵州:生态博物馆

随着“生态”这个词成为概念经济的新宠,一种被称之为”博物馆革命”的生态博物馆便诞生成形了,而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就坐落在贵州。

“生态博物馆”这个概念最早是在1971年的国际博物馆会议上提出的,最早一批生态博物馆则出现在法国。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静态的特定建筑,生态博物馆是开放的、动态发展的;不同于传统博物馆所收藏的文化遗产远离了它们的原生环境,生态博物馆特别强调本土、当地的原则。概括来说,传统博物馆是“死”的,展示的是停止呼吸的文化的木乃伊,而生态博物馆是“活”的,展示的是经脉畅通的文化的肉身。

中国第一具专供展示的活动的文化肉身就是位于贵州省乌蒙山腹地六枝特区的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说它是欧洲对中国概念输入的结果,不仅由于“生态博物馆”这个时兴的抽象的概念借用自欧洲国家,而且事实上,在这里设立生态博物馆的想法是由挪威著名生态博物馆专家约翰·杰斯特龙先生提出的,并由挪威政府资助,中挪共建。也就是说,在概念输入的背后有着制度和经济的输入。自1995年提出共建构想,1998年建成开放梭嘎之后,中挪合作一共在贵州建设了4个生态博物馆,分别是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使贵州成为国内最早设立并且是迄今拥有最多生态博物馆的省份。

梭嘎地处贵州省六枝特区与织金县交界处的大山群中,与世隔绝,保有原汁原味的民族传统,因此被列为生态博物馆的首选地址。社区内生活着一个神秘的苗族分支——“菁苗”,至今仍延续着一种古老的、以长角头饰为象征的独特的苗族文化。这种头饰先是在头发中扎上牛角样的木板,然后用麻线、毛线、头发等盘结而成,据说是为了哄吓、迷惑林子里的野兽。“头发”重者2公斤有余,披散下来的长发竞有3米,因此又被称作“长角苗”。

目前,长角苗仅有4000多人,分住在12个寨子里。他们虽然至今维持着较为原始的简单生活,但婚嫁丧葬等习俗活动却特别隆重繁复,礼节繁缛而神秘,保持着相当浓厚的古老传统。这种文化非常古朴,有原始的平等、民主风尚,仍刻竹结绳记事,有别具风格的芦笙舞和十分精美的蜡染刺绣艺术,过着男耕女织的农耕生活,有跳花坡、祭树节、祭山节及耗子粑节等民族节日。

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坐落在肇兴东边的“关对”山坳上,背靠“弄报”山,距黎平县城80公里,上为葱郁的原始森林,下为连绵不断的层层梯田,云雾环绕,幽静安闲。

堂安有侗族村民160余户,800多人,房屋大多数取南北向。山寨有10多个寨门,有侗族代表性建筑鼓楼、戏楼,民居全为三层木构穿斗式建筑,古朴和谐。这里多声部无伴奏合唱的侗族大歌非常优美,十分有名。此外还有琵琶歌、拦路歌、坐夜歌、踩歌堂等传统艺术。侗族本无文字记载,根据堂安侗族长者的口碑资料,堂安古寨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了。

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在贵阳花溪风景区和天河潭风景点之间的花溪水库中段,是一个三面临水一面向山的村寨,距省会贵阳市西南21公里。400多年前“平播”之役,明王朝指派李仁字将军屯兵于此,与该村的布依妇女班氏生儿育女至今已有17代,两种文化得到较好融合。村内既完整地保存着屯兵的石墙、三合院民居、武庙等遗存,又保存着木构架的石板房,正是汉族和布依族两种文化和谐共存的例证。在镇山,每年正月初十都要举行“跳场”活动,参加者来自石板镇一带的布依族、苗族,女子身着艳丽的绣花衣裙,男子穿着民族服装,绕树吹笙,载歌载舞三天三夜。对歌是青年男女恋爱的主要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歌了解后,男方家才请人上中意的姑娘家提亲。

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是一个典型  的汉族古城,位于黔东南州,距锦屏县城52公里。四周环山,坐落在田畴  之中,自然环境十分优美。隆里古城是一座“亦兵亦农”的明代军事城堡,基本上保留着1385年建立军屯的格局,分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并均建有城楼,以南门“蜈蚣街”和“古钱币”为典型。有古城墙、鼓楼、书院、宗祠、古井、古葬、碑刻、道观等历史遗迹。古城居民多为明代“南征北调”时军人的后裔,保存着浓厚的汉文化特色,以“玩龙’’著称,节日节庆和迎送宾客都有“五色龙”出行。并有民间汉戏、迎故事、玩蚌壳等更具民族特色的活动。

    这4个生态博物馆都以古老独特  的民族文化为依托,在贵州形成了一个生态博物馆群落,成为强有力的旅  游号召。

然而生态博物馆在发展中也面临种种问题。生态博物馆的原意是保持文化的原貌,限制短视的发展主义,着重于文化传承和集体记忆。然而在外界如火如荼的全球化浪潮中生生划定了这些生态博物馆为“我们”保留古老的奇异的风俗,就无可避免产生了诸如专家学者和游客等外来者的干预和搅扰与当地所谓“土著’’的正常生活的矛盾。当整个村子变成一个博物馆的时候,“少数”民族居民就担负起扮演“自己”的任务,整个生态博物馆成为一个庞大的“楚门”“真人秀”系统。这是我们去生态博物馆旅游所要遇到的一个棘手现实。

所以,作为热爱人文景观的游客,我们去这些生态博物馆旅行的时候,须有一份支持“生态博物馆”的理想概念的自觉,自觉不要去侵犯当地人的生活秩序,尤其要警惕由于对“博物馆”三个字的望文生义而将生态博物馆中的人群物化的危险倾向。

事实上,由于丰饶的地貌、风光、气候、民族和人文资源,整个贵州省也可视作一个无冕的“生态博物馆”。我们去这个超级生态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不能粗暴地攫取那里的文化符号了事,而应当像是去到卢浮宫一般安静、敬重、小心脚步、轻拿轻放,保护好这个珍贵的博物馆不受旅游的破坏。

解读贵州之夜郎与{夜郎自大}

夜郎和夜郎自大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历史上确有过一个叫夜郎的国家吗7如果有,他们的后代现在何在。

一提起夜郎,人们自然就想起“夜郎自大”。其实说起来很冤枉,此典最早出自《史记》,太史公原文写的是“滇王与汉使者日:‘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所以最早“自大”的其实是“滇王”,夜郎侯不过附和了一下,结果就留名千古。那时西南诸夷当中,夜郎领地最大,大概树大招风,慢慢这个“自大”的名声就误传开来。《后汉书》上记载,战国时候的夜郎,“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也就是贵州西部和西北部,云南东部和东北部,四川南部和广西西北部。最鼎盛的时候,东边最远祖也就到了今天的湖南新晃,越不过楚文化的领地,而往西也刚刚进入云南一点点,到曲靖和陆良,南有广西的南丹,北有现在的川南。

如果是以狭义的夜郎王国来说,这个小国在汉成帝河平二年(前27)之后不久,就已经消失了。当时的夜郎王兴和附近几个小国连年征战不休,汉使前往调解,夜郎王兴不但不听,还“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充分体现夜郎悠久的巫偶历史。最后舸太守诛杀了这个热衷巫术的夜郎王。之后又有夜郎王兴的岳父翁指起兵复仇,结果被夜郎百姓割了头拿去归降,至此从春秋时期就偏安一隅的夜郎国完全覆灭。但是这个古国的名字却一直传了下来。

竹王后代

在贵州、广西、湖南、云南等地,有诸多民族都有竹王崇拜。而竹王庙的分布,也同样延伸到这些省份。

仡佬族、彝族、布依族都有祖先来自竹子的传说,而这3个民族也被认为是和古夜郎民族有最直接联系的民族,因为仡佬族是公认的贵州土著民族,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濮人”;布依族则是古书中古夜郎先民“濮僚”当中的“僚”,世代守北盘江而居,自称“本地人”,汉人在他们眼中是“客家”;彝族本来是中国西北的游牧民族——氐羌的一支,后南下进入云南,渐渐又有一些从云南进入了贵州,常被称作“夷人”。不过,在这些民族当中,只有彝族有史诗《夜郎史传》,详细讲述夜郎(彝语也作“夷那”、“液那”)世代本纪。里面写到夜郎最早的时候是在滇东北一带,立国是在春秋时候后来战国中期往东迁移到了安顺一带,并且与当地的濮人还有其他民族联姻,慢慢发展到《史记》当中记载的大夜郎国。于是,虽然夜郎这个名称始于彝族先民,但是最后变成夜郎国的时候,国民的民族成分已经非常混杂,春秋之前就已经南下贵州的苗族也同样成为夜郎民族的一部分。

      仡佬族人与苗族人跋山涉水一路而来的“蚩尤”后代不同,老人去世之后不用唱《指路歌》,因为就是“本地人”,也不用烧“买路钱”。他们还有个传说,一根大竹子顺着水流下来,在沙滩上搁浅,竹子破了里面出来一个人,就是仡佬族的祖先。而这类的传说,在布依族里也有,也是寨子里的姑娘到河边劳动,有竹子漂到她的双腿之间,然后竹子剖开里面有个孩子。而这个在传说中破竹而出的孩子,就是后来的夜郎王,他“自立为王”,而且以竹为姓,后来就算被汉武帝诛杀,以汉人吴霸取而代之,还是会激发当地的“夷濮”百姓聚集城下,“咸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华阳国志》),汉朝当局也就无奈地封了竹王的三个儿子做侯,“死,配食父祠”,这样才有了后来遍地开花的竹王祠、竹王庙。

仡佬族祭祖的时候,在神龛上会放置竹筒来代表祖宗的神位。而彝族对死去的老人,则是要将老人的灵魂请进“灵筒”,“灵筒”是用竹子制成,彝语称为“玛堵”,意思就是灵魂来自竹子,还要回到竹子之中去。“灵筒”里还有竹子制成的人形,要画五官,缠各色丝线和毛线,周围要放五谷。苗族、侗族等民族,虽然没有以竹为祖先崇拜,但是也有“打竹卦’’的传统,就是用竹子来占卜,通常打竹卦的竹子都要珍藏在神龛或者房梁之上,有事情方才拿出来。

夜郎遗城

如今云贵川有几个地方在争夺“夜郎”这个名字,不过从历史研究来看,古夜郎的中心部位和都城都还是在贵州西部和西南部。有些学者极为精确地指出,古夜郎的都城就在现在的贵州福泉、六盘水或者安顺等具体地方。而贵州长顺县的古镇广顺、六枝特区下辖的古镇茅口、桐梓的夜郎坝、福泉的夜郎竹王城之类,则都是现在有遗迹可考的可以安得上“夜郎”这个名字的古城。

在广顺的宝合山后坡有一古墓,碑文为“金筑夜郎侯四世讳镛墓”,当地人都称之为“夜郎侯四世墓”。明朝正统四年(1439),金镛,也就是当时的贵州金筑安抚司土官舍人,曾经两次上京,带去朝贡若干,金姓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成为这个家族的姓,之前他们一直都使用的是苗姓。在他们的家谱里,金氏被追溯到了夜郎初王,然而广顺的考古却并不太支持他们的家谱。古镇茅口的渡口则是彝族《夜郎史传》里面,送先人灵魂回老家的起点,此地的勒刚寨也是夜郎传说中的重点地名,勒刚的汉语意思是“多同”,正是传说中仡佬族先祖的名字。传说多同就葬在勒刚寨对面的老王山峭壁上的月亮洞里,“老王山”这个名   字也是为了纪念多同而起。甚至六枝一带的彝族,也认为多同是他们的始祖,足可见此地在夜郎世系当中的重要地位。

桐梓的夜郎坝,一般被称作李白夜郎,因为此地的夜郎是唐代置制,传说李白遭贬,流放的就是此地,所以如今桐梓有无数以“李白”“太白”命名的遗迹。同时此地也相传是夜郎竹王第七个儿子的封地,在郊外也有竹王坟、七郎坟等遗迹。福泉的夜郎竹王城也是由夜郎传说而来,不知最开始修建究竟是哪一年,但是史载清康熙年间此地因为修建了杨老驿站,一时热闹非常,人烟鼎盛,有规模颇为宏大的城墙。不过到了同治年间,就毁于兵难。后来又历经修建公路,城墙只剩了东门,孤零零在城外伫立。

遗俗种种

  金庸小说里经常写苗疆人善于用蛊,在这个问题上,人类学家也感到困惑。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此地巫风一直很盛。前文所说的“竹卦”是其中一种,其他的巫俗比如傩戏(有的地方叫做傩堂戏)、地戏、各种葬俗等等,都给人神秘之感。现在随着巫风的远去,人们更加难以理解其文化的神秘,或许会成为被遗忘的过去。

傩戏如今已经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古老风俗,经过几千年和汉族历史、道教文化的合流,古夜郎的傩戏传到现在已经不多了,更多的是以《三国》《说唐》等汉地人物为主角的戏,但是仍然有帮人除灾避难的傩师。他们跳神的时候还有一直传下来的各种符咒,各有用途。地戏与傩戏区别不大,多是在村寨坝口演习,庆典和娱神的功能倒也和傩戏区别不大。

夜郎传下来的葬俗繁多,其中套头葬是其他所有文化都没有的,也就是著名的赫章可乐墓葬群当中发现的用铜鼓或者铜釜套在死者头上下葬。贵州山地湿气大,这批汉代墓葬到了现在,除了金属葬器和头套当中的头骨之外,其他几乎都已经化为齑粉,可见铜鼓在夜郎文化当中的重要地位。值得一提的是,铜鼓除了陪葬之外,后来也变成了贵州诸多民族的圣物。侗族的鼓楼就是专门存放铜鼓的。寨老们才有请铜鼓的能力。而且,由于明清以降兵乱盛行,加上汉族文化的不断进驻,铜鼓的制作工艺在明朝左右就全部失传——尽管还有不少铜鼓上会写“孔明”,是将铜鼓制作技术上溯到当年七擒孟获的诸葛亮。铜鼓已经越来越少,但是如果有机会看一次真正的铜鼓祭祀仪式,想来应该十分震撼,因为黔地的少数民族节奏感不输于非洲人民,鼓声十分夺人心魄。

而其他奇特的葬俗,自然还有由巴人传来的悬棺,以及因地制宜的岩葬、岩洞葬等等。早年间的苗族还有一种极为神奇的“洗骨葬”,一直到清代都有,在老人死去以后几年,会开棺取骨来刷洗,刷洗到洁白,用布包裹起来再葬。如果家里有人生病,就是骨洗得不够白,要取出来再洗,也有另外的叫法,叫做“洗骨笛”,巫风至此亦可见一斑。彝族还有“向天坟”,威宁赫章一带都有连绵相接的平台,号称为坟,但是没有发现过遗骨,其实乃是古代彝族的火葬台。也许正因为此种葬俗,虽然有《夜郎史传》等史诗流传,却难有考古的实物证据支持彝族和夜郎之间的关系,盖因葬俗过分归于尘土。而夜郎也变成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充满了未解之谜的神秘文化。

 

解读贵州之屯堡:石头城里的大明遗风

600年前的战乱,促成了这一个个深山里的屯堡;600年间,大山的阻隔让大明遗风得到了保留与延续;600年后,旅游业的兴起让这一个个石头城成为了焦点。

明洪武年间,朱元璋派兵平定滇乱,而普定,也就是现在的安顺则正好处于东接内陆、西通云南的咽喉位置,号称“黔之腹,滇之喉,粤蜀之唇齿”,乃是攻打云南和镇守西南的要害之地。于是从洪武年间开始,大批江南军士和平民,还有犯官等都被输送至此,以普定为中心,按照三七开的比例,镇守城市的同时,在周围的乡村建立屯堡,开始了屯堡生活。他们像当地的布依族人一样,就地取材,用安顺盛产的沉积岩做建房的材料,修起了大大小小许多座屯堡,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六百多年过去了,这些白色石头堡垒里的人仍然过着数百年沿袭下来的生活。早年江南人的骄傲让他们不愿与当地人融合,坚持着自己的江南口音,大明遗风在西南腹地用一种奇特的方式遗存下来。早年间,在安顺工作的屯堡人总会因为自己的口音被嘲讽,也有一些人就此回到了堡垒之中,和乡民在一起过乡村生活,放弃城市。尽管许多年过去,他们也和贵州人一起开始吃辣椒,能做出口味绝佳的趴趴辣子、鸡辣椒,但江南口味仍然在干菜扣肉、冰糖蹄髓、血豆腐当中遗存下来。

最能体现大明遗风的还是要数他们的衣着,女子穿长袍过膝的凤阳装、脚尖上翘的凤头鞋,男子则穿黑色长衫,衣襟飘飘。尤其是女性的衣着,屯堡以外的人有一句顺口溜来形容她们的装束,“头上一个罩罩,耳上两个吊吊,腰上两个扫扫(shao shao),脚上两个翘翘”。堡女子成婚之前,都是长辫垂腰,结婚以后就要改梳“三绺头”,中间一绺像凤头一样翘立头顶,两边两绺则绾成两个鬟,盘在耳畔,后面的头发用玉簪盘成发髻,用发网罩上,再用白色或者青色的帕子盖上——年轻女性用白色,而老年妇女用青色。最早的时候,这样的头帕是因为屯堡男性经常要应征出战,家里的妻子就要戴孝,现在则变成了年轻媳妇包白色,一旦自己的儿子结婚,当了婆婆,就要包青帕。耳上的吊吊自然就是耳环,屯堡的女孩很小就要穿耳洞,终身都要戴耳坠或者耳环,一般以银质为主,镶嵌多种宝石。屯堡中的银铺常常很发达,就因为此地女性的耳坠和发簪的需求旺盛。腰上的两个扫扫是指她们的腰带,用青丝制成,宽两寸,长六尺左右,腰带头上有坠,束在长袍腰间。浅蓝色长袍大襟右衽,边上滚有宽宽的绣花边。脚上的凤头鞋保留着600年前的江南和中原样式,传说最早的时候上翘的鞋头里还会装有刀片之类的暗器,以防备入侵的敌人。

尽管“太祖平滇”取得,但是安顺附近的匪患始终没有平定过,一直到临近解放,土匪仍然是安顺周边居民的心头大患。除了土匪之外,作为中央政权在苗疆的部属,屯堡也要经常经受各种兵乱的侵扰,而且要经常代表中央政权去讨伐边地,所以屯堡一直处于战火的中心。是以屯堡的建筑完全按照战时的堡垒来建设,厚厚的墙完全用石头砌成,窗户又小又高,只比枪眼略大,门楼不到一人高,需要弯腰经过。城边还有护城河,城内的路又窄又深,经常只能容一人通过,完全是比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理念建设。或者是将屯堡修在高高的山顶上,只能有一条陡峭楼梯上去,这样也能居高临下地克敌制胜。著名的屯堡地戏也是攻伐需要所催生,“跳神”的目的是为了愉悦武圣关二爷之类的战神。跳地戏的时候,要用黑布把脸和脖子遮住,所以看到所有的刘关张赵都是一个姿势,仰头向天。而服饰则因陋就简,远不如京剧昆曲之类华丽,以往是很不入外人的眼球,多是当地人自娱自乐,如今已经十分著名。在张艺谋的电影《千里走单骑》当中就有安顺地戏队员出阵表演。现在的屯堡中,制作地戏面具已经成为旅游项目,关二爷的面具十分受欢迎。在过去关公面具上的胡须是要用当地老人的头发来制作,这样跳神才灵验,如今大概已经没有这许多头发供匠人们使用了。

安顺附近若干个屯堡,现在以平坝镇附近的天龙屯最为著名,已经完全商业化。天龙屯中小桥流水,一派江南风情,而且会全天流动性演出地戏。不过年节的时候,头裹青帕的老年妇女们仍然会聚集在火神庙,她们只能记得自己的属相,却说不清自己究竟生于何年。最大的要算“九溪’’,也在平坝附近,是最大的屯堡人聚落,有很长的一条商业街,两边商铺密集,银器制作十分发达。而云山屯则是最能体现高山堡垒的防守格局的,位于云鹫山峡谷之中,只有一条有600多级台阶的依山石板路可以上去。城门进深达十余米,房屋都如同碉堡,防卫功能非常好。此地曾经是远近闻名的商业重镇,如今已然凋敝,还冒出了很多新建筑,见证的是屯堡的衰落。而本寨则是屯堡建筑中保存得最好,工艺也是最精细的,背靠云鹫峰,门前是水清见底的三岔河,防卫性也相当好。

值得一提的是附近的天台山的五龙寺,虽然是一座禅寺,但也体现着屯堡的精神。传说吴三桂的舅舅在此出家,至今还有些遗物佐证。这座禅寺完全是依山而建,占据了一座山头,从远处看过去,几乎就是一座山顶古堡。它不像平常平地上的寺庙的几进大殿,而是向上设佛堂,地势险要,很多地方也都只能一人通过,石板台阶已经被磨得很光,但垂直的一面又长满了苔藓。窗户同样开得不大,大概也是为了防卫。两边的禅房都是悬空而建,从窗户望出去便是远处的青山。底下则是陡峭悬崖,十足古堡风貌。而这个禅寺的香火还颇盛,甚至走到很远,都能看到香烟缭绕,烟雨时节来就更是别有一番景致。

解读贵州之黔之味:五味杂陈,四方共处

贵州菜很多时候都会被混淆为川菜、湘菜抑或是云南菜。它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辣,但这辣与辣之间区别之大,不尝者是不能深谙其奥妙的。更何况,贵州菜远远不止辣这一项。

1941年,茅盾在《如是我见我闻》里写道:“贵阳市上常见有苗民和彝民。多褶裙、赤脚、打裹腿的他们,和旗袍、高跟鞋出现在一条马路上,便叫人想起中国问题之复杂与广深。”他所见闻的是抗战期间,被贵州本地人称作“下江人”涌入后的贵州。之后几十年里,又有“三线建设”引来从东北、上海等地方迂来的移民。所有这些来源驳杂广深的贵州居民,最终给贵州带来的是既杂陈又共处的口味,而自然资源的丰富,也让这个口味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蘸水的辩证法

贵州的物产大概因为水质的原因,品质大都不错,辣椒尤其值得一赞。其中辣椒的主要产地又分为花溪和遵义,前者位于贵阳近郊,后者是不消解说的革命圣地。重庆名满天下的火锅中除了名重一时的“二金条”以外,贵州的花溪和遵义辣椒也是不可缺少的,花溪产的悠远浓香,遵义产的则醇厚力大,二者混合得宜便是又香又辣。事实上贵州其他地方产的辣椒质量也都不错,是以在菜市场上菜贩必会以“本地辣椒”来标榜自己的货色,不仅以示新鲜,更是质量保证。

   也许正由于辣椒在此地品质优良——甚至比辣椒原产地南美有更大的品质提升,辣椒在贵州人的生活中就有了不可或缺的地位。除了日常炒菜当中经常有辣椒的各种变身充当不同辣的基调之外,蘸水也是最能体现贵州菜哲学的一部分。

要细数蘸水的不同种类是很困难的事情,大抵总的可以分为糊辣椒主调和油辣椒主调两类,前者大多搭配有油的火锅,如酸汤之类,后者则多搭配素豆花之类火锅。而延伸开去,前者的变种又可以搭配小笼包、蒸饺之类面食,而后者则可以搭配小锅米粉和豆花面之类小吃。此外,还有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兴起的麻辣辣椒面—一乃是油酥花生、芝麻、辣椒面与花椒面的混合­­­­­­­­物,通常还会有五香味道,各家辣椒铺子配料不一。这种辣椒配各种火锅皆可,尤其是黔式麻辣烫、酸辣烫,而且还可以搭配水城烙锅等烧烤食物,以及洋芋粑、烤魔芋等诸多小吃,可算是黔中人民的最爱。

蘸水堪称贵州食物的灵魂,贵州人调蘸水的热情,在其他省份中大概只有云南人可与之比肩。哪怕在临近的四川、重庆,也很少能见到将酸萝卜、大头、黄豆、鱼腥草、苦蒜、香菜、花生、哨碎、豆腐乳、水豆豉、糊辣椒面、花、酱油、味精——说到这里终于以喘一口气——全部加入小小一碗水当中的,而这碗蘸水很有可能只用来将在骨头汤里烫好的白菜放进打个圈,也就是用来吃所谓的清水。这种蘸水如果加上薄荷叶子,就以拿去吃狗肉汤锅。而油辣椒做底蘸水,一样大有讲究。贵州人热爱清水煮食新鲜蔬菜,南瓜、小南瓜、角、白菜苔、大叶青菜等都可以用直接清水煮熟,然后以蘸水佐食,称素汤,其中水豆花煮黄豆芽还有个富贵的名字叫“金钩挂玉牌”、种素汤,就需要调一碗浓浓的油辣蘸水,风俗接近川渝。油辣椒蘸水样讲究很多。与其他地方不同,贵的油辣椒是用糍粑辣椒和菜油制出,非简单的油泼辣子之类。糍粑辣椒是干红辣椒水泡以后,跟姜蒜还有家的秘制调料一起捶烂成蓉的某种辣椒酱,贵州菜大多离不开此物。在用油烹制辣椒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加入肉未、肉丁、鸡丁……然后就成为不同味道的油辣椒。青岩的鸡辣椒是个中翘楚,但是阖青岩镇又要数某个神秘老太太的做得最好——这种传奇不但在油辣椒界盛行,在所有的食物种类当中都流传着。

辣椒之传奇

辣椒究竟是如何传入贵州的,是一个待解的谜,但是贵州人民对辣椒的狂热,是毋庸置疑的,甚至西红柿(贵州话里被称为番茄)在贵州也被叫做“毛辣椒”——大概意思是“毛子(洋人)带来的辣椒”,归入辣椒一族。曾经长年“赶山吃饭”的苗族人民,与安于农耕的侗族人民,还有土家、水、彝、白、布依、毛南、仡佬等诸多民族,虽然长久过着自安各土的生活,彼此交往不多,而且由于大山阻隔,山腰和山谷中的人语言互相都不一定通,却纷纷选择了辣椒作为日常食物的根本之一,想来不是不值得一叹的。

一般辣椒都被归作“副食”,不比曾经在明代拯救众生的玉米和番薯立过大功,是以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辣椒是如何走入中国,如何在西南攫取了人们的胃。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辣椒在贵州不但有周边湘、滇、桂、川、渝几地的风貌,也有独特的做法。新鲜的有新鲜的吃法,干的有干的吃法,腌的又有腌的吃法,而其中又各有不同的分支。

贵州家常菜中,青辣椒和毛辣椒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无数的东西都可以用这两种东西搭配来炒,从玉米粒到回锅肉,无一例外。而在家常汤当中,毛辣椒基本属于必不可少的东西,在诸种加了荤油的清汤里,毛辣椒是在将要起锅之前必放的提鲜的东西。虽然以西红柿为主料的酸汤只是黔东南和黔南的风尚,但是在黔中北西,毛辣椒照样在老百姓的生活中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街边食肆还会比拼谁家的毛辣椒酱做得更好、更细、更可口。

而本尊辣椒的吃法就更是多样了。干辣椒最独一无二的吃法是做成糍粑辣椒——干辣椒和姜蒜还有各店家独门秘方一起在擂钵里捶蓉,然后就可以用来做贵州版的各种诸如辣子鸡、辣子排骨的系列辣子菜,以及诸种火锅和油辣椒。油泼辣子的做法在贵州地位不高,顶多是充满了异地情调,而最容易与邻省湖南的剁椒搞混的则是糟辣椒,区别是前者偏成而后者偏酸。贵州风格的“鱼香肉丝”“鱼香鸡蛋”类的“鱼香”菜都离不开糟辣椒,日常的炒饭圣品“鸡蛋炒饭”是离不开糟辣椒,用来做各种鱼也是糟辣椒之所长。还有的是直接用柴火炕干,然后捶成糊辣椒面,也就是前文糊辣椒主调的基调。或者是布依族、苗族、侗族都吃的“阴辣椒”当季的青椒用开水汆过,然后晒干——考虑到贵州日照并不长,也可以考虑叫做“阴干’’,要吃的时候用素油,一般也就是菜籽油炸过,炸出来的辣椒会非常辣,拿来下酒完全是双重火辣,十分考验人们对辣的承受能力。还有“鲜辣椒”:用小米之类的谷物填到熟红的大辣椒里,叠放在坛子里使之发酵,然后蒸熟或者炸熟了吃,味道有点像填满了糯米饭的糟辣椒。与川东接壤的黔东北还会拿来炒回锅肉,不知是否算是“土匪菜”的分支。

不可一日无酸

酸汤鱼、酸汤猪蹄之类的酸汤火锅,现在基本上已经走向全国了.不过说起来,这种“红酸汤”大概还是在黔东南和黔南更为流行,而黔北则多是“白酸汤”但“一日不吃酸,走路打蹿蹿”的说法,不论是在黔北还是在黔南都通用,街市上和食肆里人们都其乐融融,吃酸不已。究其原因,实在要追溯到清末民初,彼时军阀土匪战成一团,贵州本不产盐,滇盐和川盐进黔的渠道动不动就被把持在军阀手中,买一斗米的钱时常买不到一斤盐。那时候一般家庭都只有挂在灶头的一小块盐(井盐都是成块的),象征性地在锅里转一圈,就算放过盐了,百姓就只好依靠发酵的酸汤来摄取盐分,不然没有力气做“活路”。黔东南和黔南等地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老百姓更是负担不起高昂的盐价,于是有了发达的酸汤文化。

红酸和白酸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就是发酵,不同之处是红酸要用“毛辣椒’’发酵,白酸多用米汤或者面粉稀糊来发酵。一般都是在灶头备一个密闭性良好的坛子,把煮沸的淘米水或者米汤放进去,盖好以后三四天就能发酵成功,以后随用随添。经常还要加入开水汆过的大叶青菜或者萝卜缨、大白菜,做成酸菜,配煮熟的红芸豆或者白芸豆一起吃,是为黔中北人民热爱的“酸菜豆米汤”。酸汤稍微复杂一点,有点类似于糟辣椒的做法,将番茄剁碎放到没有油的坛子里,每层都撒上盐,喷些白酒,有的地方还要加上新鲜红辣椒,密封起来一段时间之后即可。红酸汤和白酸汤用来做鱼的时候,都经常会加薄荷,当地人叫做“鱼香菜”。了这两种主流酸汤,还有少数民族的另类酸汤,比如“虾酸”“鱼酸”。两种“酸”是用河里的小鱼和小虾做成,盐、米酒、糯米甜酒、红辣椒、姜都是必备的原料,要发酵2个月左右才能食用。做好了以后就用来做火锅、豆腐。制法和味道都有些像泰国越南一带的鱼露,但是味道更酸,极为鲜美。“虾酸”有时还经常直接食用,当下酒小菜,吃起来也不觉得是生食。

除了这些有裹挟性力量的酸汤之外,贵州还有发达的各种酸味食物。泡菜当然不在话下,味道类似于四川而更甜——冰糖是贵州人民爱放在泡菜当中的东西。还有一类是从糟辣椒发展出来,就要更甜更酸一些。泡的东西,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泡。白菜、圆白菜、萝卜之类经常用来随泡随吃,街头还有卖泡菜零嘴的,洋姜、仔姜、辣椒等也是泡菜常客。独山出产的“盐酸”是经常让外省人困惑的东西,实际上这是一种用青菜和青菜梗加上甜酒酿和大量辣椒、冰糖做出来的腌菜,单独吃或者用来做鱼、蹄髓都是佳品,肥而不腻。酸鲛鱼和酸鲛肉则是用鱼和肉加上大量香料,隔绝空气发酵出来,食时急火蒸20分钟左右,香绝一时,黔北地方还经常用来治痢疾,疗效颇佳。“腌鱼”和“腌肉”是布依族和侗族人的最爱,也是经过复杂的发酵过程制得,素有“一家吃腌鱼,香遍一条街”的说法。

外地味蕾的黔地旅程

贵州的口味并非一直如此,夜郎国的时代,有味道类似于肉的“构酱”,而后来到了明代,水西彝族女首领奢香夫人贡献给朱元璋的食物则是甜的“荞酥”,用养面制成。“辣”在贵州食物的谱系当中其实历史不长,就算地处内陆,富贵人家仍然是唯江南贵地口味是瞻,海参、鲍鱼、干虾等在大户人家的食单当中仍然有相当的地位。直到20世纪30年代,贵阳、遵义、安顺等地,即使是养不起家厨的一般小康人家,家中摆筵席的时候,水发海味仍然是不可少的上台面的菜。而对于在这类人家找“活路”的上门厨子来说,如何发好海参之类的干货就成了基本功。直到现在,在高汤配料、馅料一类配方当中,干虾等等“海味”仍然是贵州厨师用来提鲜的必备配料。甚至早在50年代,就已经有了黔式海鲜的各色菜谱,并不以辣为主,甚至还有些淮扬或者粤式风范。

20世纪30年代,贵州似乎还算是抗战烽火的避风港,于是大批被本地人称作“下江人”西南以外各省人涌入贵州避难。除了带来“吊膀子”之类的恋爱风气,也带来了江浙风味。“南翔小笼包”“猪油汤圆”“糖醋排骨”“无锡灌汤包”之类江南风味从此进入贵州生活,“小上海竹之类的店也曾一直红火到90年代初。不过这些食物却都被加入了贵州元素。不论是“小上海”的“南翔包子”是“无锡”的小笼包,一定要配一碟用酱油、醋、糊辣椒面、花椒油、麻油和葱花,有时候还有姜蒜水调成的黔式蘸水,才能进贵州人的胃。而“猪油汤圆”则从芝麻馅扩大到了贵州的“引子馅”(贵州人喜爱的油香料,应该是紫苏的子,浓香)。糖醋排骨也没有江浙一味的甜,而是更酸,适应黔地口味。

到了“三线建设”时期,来自上海、东北的移民们像电影《青红》里的父辈们一样来到贵州,于是“下江人”们留下的味蕾记忆又在大厂中被唤醒,而且辐射影响周围的口味。很难想象,在贵州这样产稻米、玉米、土豆多过面粉的地方,馒头、水饺、大饼之类北方面食一直都有很好的市场。

而对贵州口味影响最大的自然还是隔壁的四川,很多菜都是自川入黔,除了麻味减少之外,二者很难截然分开。比如“水煮肉”“回锅肉”之类的菜,十分酷似母版,“麻辣烫”更是十分行销。随着四川文化的强势,花椒的麻味在黔菜当中也越来越强烈,颇让老贵州人不适应。不过,川式的母版给贵州人以很多启示,由麻辣烫而来,引发了“酸辣烫”“清水烫”分别用酸汤和高汤来做汤底,以麻辣辣椒面蘸食,或者店家独特的蘸水,就变成了贵州风味。

与这些外地味蕾形成对比的,正是本地少数民族的狗肉汤锅、牛憋一路的邪门食物。狗肉应该说已经很主流了,虽然当年汉族人视吃狗肉为蛮夷之风。现在关岭花江的狗肉基本已经名声在外。用火细细烤过以后,就要拿多种香料长时间焖制,最后切片入火锅,配豆腐乳和薄荷还有N多香料和辣椒面一起配制的蘸水吃。而牛憋,完全是汉族人民无法理解的食物,杀了牛之后,从牛胃里取出剩余的消化物,过滤之后得到一种灰绿色汁液,加苦胆水,然后入菜油中熬煮,就成为牛憋,号称百草精华,用来拌牛肚肉或者下火锅,是苗乡招待贵客的食物,不过一般汉人都会望而生畏。

小吃英雄谱

贵州小吃尤为发达,大餐反而不多,也有种类繁多的火锅。但是火锅虽然也是贵州人喜欢的东西,上台面也是最近的事情。小吃的谱系却极为复杂,几乎每地都有独特物产和食物,写不胜写。贵阳的米豆腐、安顺的荞凉粉、石阡的绿豆粉等,吃法比较类似,都要加辣椒、黄豆、姜葱一类调料,原料有所区别。荞麦面、绿豆、大米、糯米都有可能,配方是店家的秘方,调料更远非这里所写的那么稀松平常,有更多更陡峭的变化腾挪。如前文所言,面食在贵州食物谱系当中地位重要,贵阳的鸡肉饼、兴义的刷把头、安顺的油炸粑稀饭就都是当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后面两种尤其值得一述。刷把头有些类似于烧卖,不过吃的时候要浇辣椒面、姜葱粒和原汁鸡汤兑成的蘸水上去。油炸粑稀饭是安顺的明星早餐,米面浇成糊状,将油炸豆沙窝(糯米饭压成糊,包上成味豆沙炸成的粑粑)和糕粑(类似于年糕)片炸好,放在米面糊上,撒上前文说过的“引子”面,再用一勺热油浇上去即可,有非常难以想象的味道。

像这样充当早点的小吃,在贵州数不胜数,油炸粑稀饭是其中比较另类的,最基本的大类是米粉和面条。贵阳最著名的是肠旺面,红油汤面上有软软的肥肠和红红的猪血旺,面条都是鸡蛋和出,非常筋道。另外有和湖南没有什么关系的“湖南面”,鸡肉香菇熬出的浇头,放糊辣椒面是所谓“湖南面”的特色。遵义的豆花面,有两种吃法,直接把豆花和作料浇在面上,或者单盛一碗豆花,专门放一碗和面分量差不多的蘸水,其中必备的是鸡肉、猪肉丁、红油、酥花生黄豆,最重要的配料是薄荷,因为豆花面的蘸水极辣,一定要用薄荷中和。米粉的种类大抵分为贵阳花溪风格的牛肉粉,水城的带皮山羊肉粉和安顺的红焖牛肉粉,还有就是素粉了。米粉的质地也分几种,干粉和湿粉,其中湿粉又有酸粉和非酸粉之分。酸粉要经过发酵,味道微微发酸,口感绵软,吸收味道的能力最强,是粉中上选,但是因为容易腐坏,所以只能在当地吃新鲜产品。

另外非早点的小吃,就更是能拉出长长的一个单子:用蘸水腌过再烤的烤肉、包裹各种蔬菜的“丝娃娃”和类似的“裹卷”,在烙锅上烤的各种蔬菜、洋芋粑粑、魔芋——烤好了蘸甜酱和麻辣辣椒面吃、清明粑、各种油炸粑……如果要把所有的小吃都详述一遍,简直需要一本书的容量。而要将贵州的食物细细说来,则就是一部长长的巨著了。

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久了的人,就会有和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气质,吸收很多东西,然而还总有自己的主见。就像这个地方的饮食,在同一条街上,很可能同时有苗侗热爱的酸汤,黔西大山里彝族的牛肉干巴,黔北毕节的肉汤圆,也有黔西的羊肉汤锅,还有山东大饼和水饺、无锡灌汤包子。只不过“下江人”和后来的“三线移民”带来的食物,到最后总会被加上一碟辣椒蘸水,于是一下子剽悍了起来,也贵州了起来。这种和辣椒一样的剽悍和直接,大概会让你困惑,何以风景如此曲折的地方,民风却走向了另外的方向。如果不懂贵州方言,可能在这里会很困惑,为什么他们天天都在吵架?其实这里的人虽然打出了西南三省最剽悍的名号,但如果你在公车或者村寨里遇到了麻烦,他们会主动过来帮助你,或者主动和你聊天,不管你能不能听懂。直到现在,偏一点的地方办酒席,只要路过的人都可以去吃,而且会给你最好的菜。就好像少数民族寨门口的拦路酒,一直不讲理似的,一直要灌给你,其实他们只是热情。

解读贵州之贵州手要艺:无字的记忆

在中原地区,手工艺品是富庶生活的点缀,是表达安居乐业后的享乐。但贵州少数民族的手工艺品,我们不仅看到了工艺,还能看到一个民族的历史和记忆。

贵州的少数民族一直有文字传下来的并不多,基本上除了水族和彝族,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除了史诗传说、祭祀供祖之外,服饰上的图案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传承文化的方式。其中尤以苗族的刺绣、蜡染、剪纸、挑花和银饰,还有侗族、壮族、布依族的织锦、刺绣最有代表性。在各种图案当中,不但有宗族的象征,也有民族的传说,还有民族的历史。

璀璨银光

在贵州的工艺品当中,以璀璨的银饰最为夺目,几乎在所有的苗族地区,银饰都是一个家庭中极为重要的物品。“无银无花,不成姑娘”,女孩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父母就要为她逐年打造银首饰,节庆和出嫁的时候装扮起来,显示这个家庭的财富和姑娘的美丽。在贵州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银饰风格,比如最为著名的牛角就是西江、施洞、丹江这几个地方苗族女孩的象征,其中西江的最为壮大,高度可以超过人身高的一半。而黄平、革一、雷山等地方戴的则是银冠,雕饰也十分精细,龙凤、蝴蝶都是经常出现的图案。不过银牛角和银冠一般都是盛大节庆的时候方才出场,银梳和银簪是日常出镜率最高的饰品。

不过相比而言,银饰其实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种类。银饰最早大约始于400年前的明朝,因为贵州并不出产银矿,只有邻近的湖南才能供应银。出现苗族银匠,则是100多年以前的事情,中间的空白是由汉族银匠填补的。银饰的出现和流行,据说主要是因为银子的流通和丰富。汉族银匠给苗族的银饰带来了不少汉族的特征,比如花冠上的双龙戏珠、双凤朝阳之类造型。但是很快掌握了技术的苗族银匠,就把苗族本民族的文化和象征融入了银饰当中。

苗族极为重视祖先崇拜,像在丹江一带的苗族背部的银衣中间就有“宗庙”的图样。而苗族传说中从枫树树干当中诞生的苗族祖先“蝴蝶妈妈”就更是祖先当中的祖先。这个在苗语里被称作“妹榜妹略”的“蝴蝶妈妈”,生下了12个兄弟,其中就有苗族的祖先姜央,还有姜央的兄弟水牛。是以蝴蝶和水牛角,在苗族手工艺中频频出现,银质牛角正源于此。帮蝴蝶妈妈孵化12个蛋的银燕雀,同样也被苗族人牢记在银饰当中。经常出现的还有龙的形象。但龙在苗族文化中更多的是被打败的形象,倒是有不少类似西方屠龙英雄圣乔治的传说。龙纹和龙在银饰当中与各种形象搭配,并不十分尊贵。而小孩是不戴龙的。

苗族是蚩尤部后代,几千年前的战争在苗族的银片、银马围帕、银帽上留下了武士骑马征战的图案。当年迁徙在大山当中,前后呼应的唯一手段就是响铃,如今的银饰上也有很多铃铛。而他们跨越的河流,和后来赖以生存的水田更是在银饰上留下了各种波纹图样。

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尤其银饰兴起之后的清朝,苗疆战事不断一一银饰就成为了保值的手段,全套银饰可以把全家的财富都背在身上,节日的时候又可以炫耀展示自己的家产。全套的银饰随地区和苗族的支系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不过一般都会有头饰、颈饰、胸背饰、腰饰、手饰、脚饰,其中簪子、银梳、围帕、银冠、耳环、项圈、手镯、戒指、衣服上的银片都是常见的。

绣出祖先足迹

史料记载,早在唐代,苗族的“卉服鸟章竹就已经很著名了。明清时候,苗族的刺绣,当时称作“土锦”的,也名声在外。刺绣在苗族女性的一生当中,意义重大,与早年间汉族妇女习绣的意义相当——都是衡量一个女孩是否手巧,乃至是否能找到婆家的根据。苗族的支系极多,服装的颜色是区分的标志之一,有白、花、青、红、黑等诸种。而刺绣的手工艺就更加种类繁多,针法复杂,有平绣、辫绣、结绣、缠绣、绉绣、贴花、抽花、打子、堆花等十来种。图案有视为吉祥的麒麟、龙、凤和常见的虫、鱼、花卉、桃子、石榴等,造型极为狂野;颜色有大红、水红、紫红、深蓝、浅蓝、深绿、浅绿、橙黄、深黄等。一般以绸缎做底,绘上或贴上图案,是以剪纸样也成为绣女们必备的技能。雷山苗族的百鸟裙绣工极为精美,色彩极其艳丽,花溪的挑绣主要用十字绣的方法,剑河的锡绣则是把银白色的锡丝穿插在图案当中,让布料十分鲜明,都是苗绣当中的代表。

而苗绣除了工艺的特色之外,更有民族的记忆在其中。蚩尤战败后,九黎三苗一路撤往南方,这段历史在很多苗绣当中都有体现。最为知名的就是兰娟衣的传说:女首领兰娟一路带着族人南迂的时候,经过黄河,就用黄丝线在左臂绣了一条河,经过长江,就在右臂绣了一条蓝线,而经过洞庭湖,就在胸口绣了一座湖泊,每座翻过的山,也都缝了记号。当她到达苗族后来聚居的湘黔一带,衣服上已经满是记号了。如今松桃一带的苗族还热衷穿兰娟衣,来纪念民族的迁徙。而凯里、黄平等黔东南的苗族妇女,在花衣上一般也都有两条横的彩色镶边花纹,一条叫撮访,就是黔东南苗语的“黄河”,另一条叫扭育,就是“长江”,在两条花纹中间,绣的是耕作的人民、山川、田园、牛羊。祖先的足迹,就这样留在了绣衣当中。

蜡染;织绵;面具以及其他

蜡染在中国其实起源甚早,蜡染古时候称为蜡缬,是用蜡把花纹点绘在麻、丝、棉、毛等织物上,然后放入染料缸中浸染,有蜡的地方染不上颜色,除去蜡即现出美丽的花纹。在西南,蜡染的技术似乎保留得最好,不过布料主要是用当地人自织的土布。在苗族的众多传说中,专门有一部《蜡染歌》,讲一个聪明的女孩如何在花丛中得到了蜡染技术的灵感。而土家族、布依族也都是蜡染高手,有诸多风格不同的布料。

各族的蜡染技术都差不多,铜刀或钢刀、蜂蜡、土布、靛蓝是基本的材料。蜂蜡融化并且保温,用铜刀或者钢刀蘸着蜂蜡画出图案来,有的地方是用剪出来的纸样子比着画,安顺附近最著名的苗族蜡染则是随心而画,很即兴。蜡染的冰纹也是很即兴的东西,全看染制过程中的翻卷、折叠,因而每件蜡染布料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不可能有完全一模一样的冰纹。从前靛蓝的蜡染多,因为土染法用的蓝色植物颜料可耐受的温度比较高,而用杨梅水等染制的红、黄颜色容易在煮制上色的过程中脱落,如今工艺进步,什么颜色的都有了。

织锦也是很重要的贵州手工艺,侗族、布依族、土家族还有苗族等诸多民族都掌握这个技术。侗锦与土家织锦、壮锦都享有盛誉,在土家族那里,织锦叫做“西兰卡普”,小女孩从10岁开始就要学习织锦,织出来的布料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从日常使用到宗教祭祀都要用到织锦。织锦用的是一种非常原始的腰机木架,以通经断纬的方法,用手挑换纬纱,用木梭、竹扣打织完成。出来的图案类似十字绣的效果,但是花纹出自于布料本身。黔南与广西交界的荔波等地,还有质地很好的麻质织锦,大幅可当床单用,花纹既美,又可用做夏日的凉席。

傩戏和地戏的面具,在贵州同样也很有代表性。出于祭祀的需要,一般都要用避邪的桃木一类木材来做这种面具,雕工也很讲究,各种神仙、英雄、小丑都有固定的刻法。面具的胡须之类,也要用人发,以达到最好的祭祀效果。有了这般绚烂的面具,戏者身上就只是青布大褂,而没有更多华丽装饰了。此外还有黄平的泥哨、大方的漆器、侗族的各种乐器,也都有上百年历史,工艺精湛,值得一观。

解读贵州的语言语言不仅是文化的鲜活载体,也是记录文化变迁的活化石,它对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贵州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各个民族长期的交流形成了多元一体的贵州文化。贵州文化的多元性在语言方面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一方面是汉语自明代以来广泛通行于全省各地;另一方面在若干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至今仍然通行少数民族语言。总体来看,贵州地处古代南方四大族系的交会地带,少数民族语言多种多样,情况较为复杂,既有属壮侗语族的布依语、壮语、侗语、水语、毛南语和仫佬语,又有属苗瑶语族的苗语、勉语,属藏缅语族的彝语、白语、土家语,还有仡拉语族的仡佬语、木佬语和羿子语。

从历史上来看,明代以前,贵州地区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汉人极少,即所谓“夷多汉少”。因此,早先迁移到  贵州的汉人往往被少数民族融合,渐渐开始使用当地民族语言,如元明时期的蔡姓汉人家族,其语言、风俗近于苗族,被称为“蔡家苗”。明代以来汉族开始大批移入,到了清代“改土归流”完成之后,贵州的民族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汉多夷少”的局面。语言环境也随之改变,汉语逐渐成为省内许多民族间交往的语言。贵州的回族、蒙古族、满族、羌族、白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或因为人数较少,聚居区周围多通行汉语;或因为居住在城镇附近、交通干道沿线,与汉族交往频繁,天长日久,也都以汉语作为交际工具。从民族构成看,汉族只占全省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加上少数民族中使用汉语的人数,大约有四分之三的人使用汉语。此外,约有占全省总人口数12%的人操壮侗语,10%左右的人操苗瑶语,2%左右的人操藏缅语,还有1%左右的人使用其他语言。

苗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分湘西、黔东、川黔滇三个方言。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贵州苗族人口接近370万,占全国苗族总数的60%左右。苗语的三种方言在贵州的苗族当中都有流通和应用。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的苗族讲的是湘西方言,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族则主要讲黔东方言,这两种方言内部差别较小,只有士语的区别。而贵州省西部和中南部的苗族讲的是川黔滇方言。川黔滇方言内部比较复杂,又分为川黔滇、滇东北、贵阳、惠水、麻山、罗泊河和重安江等7个次方言、13个土语和8种不属于上述次方言和土语的苗语。苗族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岁月中苗族先民沿着清水江、苗岭而深入贵州腹地,住地分散而居住环境各异,加上崇山峻岭的阻隔,彼此之间长期失去联系,各部分苗族语言还受到周围其他民族语言的不同影响,因此造成了苗语支系繁多,各地方言、土语差别较大的语言现状。

从语音看,苗语和汉语一样有声调,现在苗语的罗泊河次方言的部分地区还保留了完整的平、上、去、入四声。苗语韵母比较少,辅音比较多,大都有鼻音韵尾。语法方面,形容词作定语时多在中心词之后,如汉语的“红花”在苗语中词序则为“花红”。虚词和词序是苗语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另外苗语有相当丰富的修饰动词、形容词表示速度、响声、状态、颜色、味道的词类,叫做状词。

苗族在历史上没有本族文字。1905年,英国传教士柏格里在贵州威宁石门坎与当地苗族张岳汉、杨雅各等为苗语的滇东北次方言创制了一套拼音字母,通称柏格里苗文,用来出版宗教读物和苗族民间文学作品。1956年国家根据苗族方言差别较大的情况,创制了湘西、黔东、川黔滇3种方言文字并改革了滇东北的柏格里苗文。这四种苗文都采用26个拉丁字母。值得注意的是,越南、老挝和泰国的北部也分布有苗族,他们所使用的方言属于川黔滇方言的川黔滇次方言。当地的传教士也曾为那些苗族创制了一种用拉丁字母书写的苗文。

贵州的少数民族中使用壮侗语的人口最多,达420万。语种也最多,包括壮语、布依语、侗语、水语、仫佬语和毛南语。壮侗语族又称“侗台语族”或“黔台语族”,包括壮傣、侗水、黎三个语支。贵州没有黎语支的语言。贵州的布依语、壮语属于壮傣语支,侗语、水语、仫佬语和毛南语属于侗水语支。总体来说,跟古汉语一样,壮侗语分平、上、去、入四个声调,每类又由于声母的清浊分为两个调,因此通常有八个声调。词汇方面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丰富的量词和构词方式上。在贵州,布依语主要分布在红水河和南盘江以北的地区,以黔南、黔西南两个自治州及邻近黔西南州的镇宁、关岭和紫云三个自治县最为集中。壮语分为南部和北部两种方言,其分布遍布广西,但仅其北部方言在贵州的黔桂边境地带有分布。据明代弘治《贵州国经心志》卷七“黎平府风俗”记载:“獞家者,是西山阳洞之土人……其语言、饮食、衣服,与广西柳州夷同。“獞家”指布依族,“柳州夷”指壮族。因为这两种语言有着十分亲近的关系,我国语文工作者在创制少数民族拼音文字时,特将布依文和壮文归并。

贵州还是我国使用侗语人口最多的省份,大部分分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天柱、从江、榕江、锦屏、剑河和镇远七县。侗语划分为南、北两个方言,其依据主要是词汇的差异,这一点非常特殊,与一般语言根据语音来划分方言和土语的常规不同。全国水族总人口的96%居住在贵州,主要聚居在三都水族自治县。水语与侗语同属侗水语支,是壮侗语族中声母系统最复杂的一种语言,声母数量多达七十几个。

贵州少数民族历史上大多没有自己的文字,其民族起源、迂徙、流布的历史都无从在纸面上寻找,而是以民间传说、歌谣的形式,通过口头的传承延续下来。想要深入地探究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学习掌握一定程度的少数民族语言必不可少。如下举例:

鸡拉舞叫:为一件小事说个不停。

正一着二:表态度的口语,意为认真的。(老子给你讲正一着二勒)

晃打服希:糊里糊涂。

批款卵款:形容人说话哕唆,讲的废话多。

鬼头倒八:形容不正经。(滋个丝儿一天鬼头倒八勒。)

冷迷秋烟:很冷清

厚皮十脸:脸皮厚。(阿儿厚皮十脸勒,紧到在我家屋头姑起不走。)

嫌皮达脸:调皮、不正经。(阿家儿讨嫌死刻,嫌皮达脸勒。)

邀不倒台:了不起(贬义)。(看你勒啊个吆和吼道勒样子,邀不倒台得很呢。)

麻打火勾:形容假装粗心想占便宜。(你福哪张?搞清梦点,不要麻打火勾勒福诈哦。)

憨吃雅胀:吃相夸张地吃了很多东西。(憨吃雅胀勒:刚刚放出来呀:)

花迷撂眼:脸很脏,引申为不讲究。(拉们拿蛋糕把我敷得花迷撂眼勒)

瞌睡迷西:没睡醒。(你看你瞌睡迷西勒,昨天晚上去哪家偷鸡哦嘛:)

喀喀角角:很窄很角落的地方.(你请我吃个饭还要带到之种喀喀角角里面来)

二昏二昏:头晕以至于做事找不到方向

解读贵州之基督教

在贵州深入贵州的大山之间,除了青山绿水和炫目的民族风情之外,基督教堂天主教堂是另一类人文现象。其实从省城贵阳到偏远的石门坎,都不难发现基督教在贵州的传播痕迹。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最初是比较统一的宗教组织,392年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基督教也分为了东、西两大教派: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称为东正教,以罗马为中心的称为天主教。16世纪宗教改革后,基督教再一次分裂,产生了脱离罗马天主教会的路德宗、长老会、圣公会、循道宗等新的宗派,被统称为“新教”,也就是现在人们通常所称的基督教。

作为“代牧区”的贵州

基督教各教派传人中国的时间不一。唐代传人的“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元代的“也里可温”实际上包括景教和天主教方济各会两部分。明代开始了基督教传人中国的第三次高潮,天主教就是在此时随着南明永历朝廷传人贵州的。天主教最初在贵州的传播有着先有教徒后有教士的特点。当时清军已经入关,南明永历朝廷退守到贵州安龙。南明王朝中,上至太子、太后、重臣,’下至婢女杂役,信教者数以百计,瞿纱微等传教士活动于朝廷上下。永历王太后还曾经派遣信教的大臣庞天寿到澳门“求弥撒”又致书罗马教皇和耶稣会长,希望能够得到教皇和欧洲各国的支持,帮助他们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另一方面,罗马教皇面对新教各派的竞争,也希望在东方建立天主教国家,因此双方一拍即合,通过耶稣教会多有往来。

南明王朝覆灭之后,传教士瞿纱微为清兵所杀,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天主教并没有教士在贵州进行传教活动,但在安龙一带仍留下了一些天主教的信徒。明代贵州的一些入京官员和士子受到当时京城信教风气的影响,与利玛窦等教士常有来往,其中有些皈依了基督教,他们回乡之后也将天主教带回了贵州。除此之外,天主教还随着明代充军流放的犯人和来黔经商的商人传入贵州。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罗马教廷在中国划出北京、南京和澳门三个主教区,归葡萄牙教区管辖,此时贵州被划入南京教区。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又在中国增设八个“代牧区”,贵州就是其中之一。到了清代中叶,法国因为占据了安南(今天的越南),想要在云南、广西和贵州一带扩张势力,开始与葡萄牙争夺中国的保教权。雍正年间,选派川黔滇修士到暹罗首都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总修院求学。教皇格利高利十六世于1838年正式宣布废除葡萄牙的保教权,从此教权从耶稣会转到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手中。此后,贵州教区被分为两部分:第一分区包括黔东北和川南,第二分区包括贵阳、遵义和兴义一带。因为清政府当时并未对洋教的传播开禁,天主教在贵州的活动主要还是秘密进行,主要依靠中国神职人员和传教先生,并常常以做生意为掩护。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迫于压力 解除禁教的命令,采取“保教”政策,天主教在贵州的活动得以由秘密转为公开。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罗马教皇宣布贵州为独立教区,次年派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白斯德望进入贵 州传教,而后又由胡缚理担任贵州教区主教,并用中国政府5万法郎的战 争赔款在贵州各地修建天主教堂、修道院、医院、孤儿院和育婴堂,借机扩大影响。清成丰年间,天主教还在贵阳城北、六冲关和青岩分别设置修院培养中国神职人员,修生入院之后便与家庭及社会断绝来往,学习拉丁文、法文以及《圣经》。随着势力的扩张,一些法国传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拿着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签发的“传教士护照”干预地方行政,破坏本地居民的风俗习惯,激起了部分贵州地方官员和百姓的不满,相继爆发了青岩、遵义和开阳等十多次教案。然而清政府懦弱无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贵州的反洋教运动最终失败。天主教在贵州的传播伴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深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获得发展,也表现为葡萄牙和法国等殖民主义者在贵州的势力纷争。贵州的多次教案,给当时的政治局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部分传教士为了传教不择手段,有些人打着传教的幌子暗地里搜集资料,绘制地图,传递情报,为帝国主义侵略者服务,还有人甚至和腐败的清政府官员勾结起来,相互利用,狼狈为奸,共同镇压贵州当地的少数民族起义。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天主教的传播给偏远的贵州带来了西方现代文明,譬如在教授拉丁文和法文的同时,传授现代的物理、化学知识,按照现代植物学分类编写了《贵州植物谱》等;天主教设置的医院、孤儿院虽然是为了传教的方便,但客观上也为当地人民带来了一定的福利。

石门坎的第一座基督教堂

基督教新教各教派传人贵州远比天主教要晚,直到清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签订之后,规定“中国政府准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自由旅行”,新教的传教士们才开始深入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传教。基督教传入贵州也始于此时,最先进入贵州的是中华内地会,接着是循道公会。中华内地会是英、美两国基督教成立的专门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教会组织,总会设在英国伦敦。清光绪三年(1877),英国传教士祝名扬受内地会派遣由湖南进入贵州开辟传教点,在贵阳车家巷建立了贵州境内的第一座基督教教堂——福音堂。此后,中华内地会以贵阳福音堂为中心,向安顺、兴义、遵义、镇远、独山和赫章的葛布等地传播,还在贵阳波者庵(今毓秀路)成立了“中华内地会贵州办事处”,负责统领全省各地下属的教堂和教会活动。中华内地会是贵州基督教传教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信徒最多的一个教派。

循道公会是信奉英国人约翰.卫斯理的宗教思想的各个教会的统称。它认为传教者应当深入社会的下层,要求信徒虔诚地阅读《圣经》,遵循严格的宗教伦理,信徒之间要互相监督,最终造就按照上帝的指示循规蹈矩行事的人。循道公会在清成丰元年(1851)传入中国,清光绪九年(1883)传入云南昭通。清光绪十四年(1888)八月,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里在贵州省威宁县黑土河传教并主持了第一场苗族礼拜,随后于次年三月在威宁县西北部与云南接壤的一个苗族聚居的村寨石门坎建立起了第一座教堂,自此开启了循道公会在贵州长达近百年的传播。

从柏格里1905年在石门坎建立第一座教堂开始,到1915年9月他染病去世只有短短的10年。在这短短的10年之间,威宁石门坎地区“就有l万人可以视为基督教徒,有5000多人正在经受洗礼前的考察。新建或改建的小教堂或学校70多座”。石门坎地区的苗族几乎都信仰了基督教,偏远的苗疆一度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基督教区,其影响越出了苗族居住地区,进入四方井、长海子等彝族地区,甚至连与之接壤的云南和四川也有人慕名前来人教,被视作石门坎奇迹。

柏格里与“石门坎现象”

偏远的苗家山乡石门坎能够成为驰名中外的贵州基督教的传播中心,柏格里居功显著。

柏格里自身是一个严格尊奉循道宗教思想的虔诚教徒,为了深入苗族地区传教,他主动学习当地苗族的语言,穿上苗族的服装,脚蹬草鞋,不畏艰难翻山越岭深入苗族村寨。柏格里传教时注意方法,他主动和当地有威望的苗族人士结为朋友,利用自己早年所学的医疗知识免费为无钱买药的苗民治疗疾病,并印发卫生保健册子向大家传授健康知识。当时麻风病一度在邻近地区风行,官府采取粗暴的办法限制甚至诱杀麻风病人,柏格里著文批评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并从基督教世界麻风病总会争取到一批资助,在石门坎创建了麻风病院,免费收治病人。柏格里还在当地苗族教徒杨雅各等人的帮助下创办了光华小学,宣传“读书识字才不会被人欺侮”,并通过赈济粮盐吸引儿童上学。苗族本无文字,大多数人又不通汉语,为了便于苗族入学习《圣经》,柏格里在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朱彼得等人的协助下创制了用拉丁字母转写的苗文,并翻译了《新约》。这种苗文现在被称作老苗文,在云贵川的一些苗族中仍然在使用。1915年,当地的学校里流行伤寒病,柏格里在照料患病师生时也被传染上,不久去世。柏格里博爱的心灵和无私的奉献在当地苗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记忆,他的故事至今还在石门坎地区广为流传。当然也应该看到,历史上西方有些国家来华传教,又常常和它们在经济等方面的侵略不允关系。

石门坎现象的出现,既因为传教士柏格里本身的人格魅力和不懈的追求,也离不开当地的特殊历史条件。一是因为苗族移居当地时间较晚,处于弱势地位,长期受到彝族土司的剥削和压迫,生活异常艰苦,人们渴望在精神上得到解脱,这构成了苗民接受基督教的精神基础;二是石门坎地处偏僻的山区,佛教、道教的影响都还没有深入到这里,苗族大多信奉原始的自然宗教,自然很容易被吸引到组织严密的基督教会之中;三是当地苗族人民生活极为困苦,缺医少药,更无钱上学,基督教会创办的医院、学校给他们提供了物质上的极大帮助,这也是吸引苗民入教的一大因素。